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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China
中華法系史
過去法制史之通說認為：「中國的法律起源於夏朝。」但近幾年經考古發現，中國法律起源溯及堯、舜等傳說時代，甚至可追溯到黃帝。
《史記‧五帝本紀第一》所載：「……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以上文獻顯示黃帝於涿鹿擒殺蚩尤後，便有粗略的官制、典章制度。其後中國法律因應不同朝代的社會變遷，逐漸發展出圓熟、健全的法律思想與制度，而最早完整的制度出現於夏朝。
參見《尚書·呂刑》記載：「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便是指周穆王將夏朝的《贖刑》作為制定周朝刑律——《呂刑》的參考典範。
而文中《贖刑》很可能與《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的《禹刑》實為一物。《左傳》中引述《夏書》中關於夏時刑法載「昏、墨、賊，殺」，指觸犯昏、墨、賊這三罪的人要判死刑。
晉國叔向稱此為「皋陶之刑」，而大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首位「將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夏后槐的「圜土」、商湯被夏桀囚禁的「夏台」，應是夏時的監獄，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
圜土是一種原始的監獄，在地下刨挖圓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籬笆圈圍土牢。《大禹謨》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評價夏后立刑法是對民眾進行治理的一種手段。
該系法理發展至東周（春秋戰國），又為之更甚，而東周諸國孕育出儒家、法家觀念，較之今日西方法律思潮，亦無遜色。
春秋戰國以前的法律制度，僅散見於《詩經》、《禮記》、《左傳》、《慎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及西漢司馬遷《史記》等書，而難窺當時法制全貌。
春秋戰國的法律首推《法經》，依據《晉書‧刑法志》記載：「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
《唐律疏議》亦謂：「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此法經集東周列國之刑法大成，更是「中華法典之祖」。
可惜從《法經》到《隋律》，其間各代律典業已佚失，目前中國古代法律，完整保存之最古老者，僅《唐律》而已。
而民國63年（1974）於大陸山東臨沂縣的「銀雀山漢墓竹簡」，載有大量戰國時代齊國法律史料。
民國64年（1975）於湖北雲夢縣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1,000多支秦簡，不僅載有《秦律》，並附有問答註釋，使後人更加瞭解《秦律》的真貌。
至漢武帝時，由於「獨尊儒術」使中國法制儒家化，直到唐朝，儒家之「禮」與「法」已密不可分，中華法系正式成形。可以唐高宗永徽2年（651）頒布之《永徽律》為代表性法典。
其後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各朝律典，或多或少受《唐律》影響，甚至影響東亞之日本、朝鮮（即韓國）、安南（即越南）、琉球（西元1879年滅亡，後被日本兼併）等異國，例如日本古代《大寶律令》正是以《永徽律》為藍本。
中華法系之特色，乃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強調「聖人之治」，以「禮刑合一」為主要表徵。
道德、法律互為表裡：道德禮教用以教化民俗；法律則偏重刑名之罰。
該法系因受周朝宗法制度的影響，故家族思想濃厚，重視長幼尊卑的秩序倫常。且受倫理思想約束，重視個人依禮教應有之義務，要求個人對社會負一定的公益責任。
例如唐朝的《捕亡律》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足見中華法系之精神以社會為本位。
清宣宗道光22年（1842），清朝因「鴉片戰爭」戰敗於西洋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即英國 Britain），而與其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啟領事裁判權的惡例。
所謂「領事裁判權」，便是外國人的訴訟，不受所在國的法律拘束，而由其本國領事兼管的特權。其後列強勢力瓜分中國，並均援例要求享有領事裁判權，使中國司法權受到嚴重侵害。
由於司法權的完整與獨立，向來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中國為謀求改善，清德宗光緒28年（1902）續訂中英通航條約時，取得英國有條件的放棄領事裁判權，此條件即中國必須改採與西方各國相近的司法制度。
此後，清廷陸續又與美利堅合眾國（即美國 America）、大日本帝國（即日本）、葡萄牙帝國（即葡萄牙 Portugal）達成類似協議。
同年間，清朝指派沈家本、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臣，開始研擬修法事宜，以擺脫洋人領事裁判權之牢籠。
傳統之中華法系逐漸潛沉於歷史洪流中，個人主義、平等思想、私法自治等理念取代家族觀念、不平等階級，我國開始承繼德意志國（即德國 Deutschland）為主的歐洲大陸法律制度，成為大陸法系國家的一員。
大陸法系以成文法為主，崇尚邏輯的理性主義，並強調公、私法的區別。
清宣統2年（1910）公布《大清刑律》，並於隔年（宣統3年，1911）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惟尚不及實施，清朝帝制便被推翻。
民國初建之際，法律現代化更是政府重要的事務之一，加上西洋列強就其租界，仍繼續以「中國法律落後」為藉口，擅行領事裁判權，迫使中華法制不得不盡快成長。
民國11年（1922），我國於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提出抗議，會中決議各國派員來華調查中國司法狀況以觀成效。
我國當時的北洋政府加速司法改革，民國18至24年間（1929─1935），陸續公布實施現行之《民法》及《中華民國刑法》。
但由於長年戰亂（軍閥混鬥、日本侵華、國共內戰），以致我國法治工作遲遲無法落實。
民國38年（1949）中央政府遷臺之後，由於臺灣已於日據時代期間，時值民國9年（1920）引進同歐陸法制的日本法律，此一法制史上的巧合，使臺灣於民國34年（1945）光復後的法律實施上障礙大為減少，為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奠下良好基礎。
穩定的法律制度也提供外商可信賴的投資環境，間接促進了【自由中國】（歐美冷戰時期對中華民國政府之別稱 Free China）在臺灣地區數十年的經濟繁榮。
即使於民國60年（1971），我方被逐出聯合國的國際劣勢下，之後二十年間，中華民國的經濟能力仍是強韌，使外國無法小覷。
反觀大陸地區的【紅色中國】（歐美冷戰時期對中共政權之別稱 Red China），在共產主義路線下，民國38年以後數十年間在法制現代化並無太大建樹，連帶影響文化、經濟等層面一直落後臺灣地區。
直到民國59年（1970）大陸改革開放後，為吸引外資，活絡經濟，才著手各項立法工作，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實施多年有成的法律，自然成為大陸地區法制現代化的最佳參考資料。
探究大陸的法律學者參考臺灣地區法學研究的原因，其實是有法制上的傳統因素，大陸雖曾宣布廢除舊法制，但清末以後的法制模式其實已形成定式與傳統，仍然實際支配著大陸地區的法律活動。
此使得兩岸雖隔水而治，法制形式上如江河分道，實乃系如同源。故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大陸法學者首先借道於臺灣法學，大陸法制漸漸受其影響。
而中華民國法律雖本質上屬大陸法系，但近年來亦會參考英美之「海洋法系」，該法系多採不成文法、遵循判例法，強調「遵循先例」，企求最終形成普遍約定俗成的道德法律。
世界上多數大陸法系國家通常不承認「海洋法系」判例法的地位，而中華民國便成為國際上例外承認海洋法系之特殊大陸法系國家。
歷史的滄桑，也反映在現今兩岸的法律制度上：清末不平等條約、國共內戰造成今日「兩岸四地」（臺灣、大陸、香港、澳門）。
而大陸地區曾採行社會主義法制、香港地區曾為英國殖民地，臺灣地區與澳門地區則同屬歐陸法制，使得一度形成「三系四地」的現象，為中華法系的變遷留下時代的註腳。
◎參考資料
● 劉振鯤（2008, 09）。《法學概論》。臺北：元照。頁 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