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姓孫，諱文，字載之，廣東香山縣人（今中山市），大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11.12），生於翠亨村，幼名帝象，譜名德明。唐末將領孫琍之後，自黃巢之亂後，琍自河南南遷江西寧都。
大明永樂年間，當代其祖友松始遷入廣東。大清乾隆年間，第十四代之高祖殿朝由涌口門村遷居翠亨村，傳五代至國父。其家族代代務農為生，其曾祖恆輝有產十畝，家道小康，經祖父敬賢，傳至其父達成，田產賣盡，家道貧寒。
年六，入翠亨村私塾，受國學啟蒙。光緒四年四月二十（1878.05.21），國父受長兄眉接濟，隨母乘船赴往夏威夷檀香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光緒五年四至五月（1879.06），國父至茂宜島茄荷蕾埠，去其兄所開商鋪從事掌櫃，後入盤羅河學校習算數，同年秋，國父於伊奧拉尼書院內修讀英語、英史、數學、理化、聖經等科目，始識基督。
光緒八年六月初三（1882.07.17），國父於伊奧拉尼書院出師後，獲夏威夷王卡拉卡瓦親頒英文文法優勝獎。九年（1883），國父入夏威夷至高首府「美國公理會教會學校奧阿厚書院」進修。同年夏，國父入學不過三月，篤信基督，入教心意已決，又常勸人莫拜關公神像，兄長一憂其觸犯眾怒，二怕雙親斥責，遂斷絕資助，將年十七的國父送返故鄉。不久，國父與同鄉友人陸皓東一同搗毀偶像，破壞翠亨村北帝廟像，不為鄉人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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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九年秋，國父至香港入拔萃書室，是年冬，國父與陸皓東同到基督教綱紀慎會位於港島必列者士街的布道所，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喜嘉理牧師於光緒十年四月初十（1884.05.04）為國父主持洗禮，國父入會。國父署名日新，取《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後陪粵音改為逸仙。
光緒十年春，國父轉學於香港中央書院，其兄眉知弟已信基督，將其召回夏威夷，望能斷絕國父與教會之干係。數月後，國父在友人相助下返港，由於半途輟學，國父並未取得中央書院畢業文憑。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三（1885.05.26），國父返鄉成親，娶書香門第之女盧氏為妻。盧氏芳名慕貞，自幼纏足，操持家務，孝公敬婆。國父與盧氏育有一子二女，長子科、長女娫、次女婉。國父終日在外，與盧氏聚少離多。
光緒十二年八月（1886.09），國父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校習醫，矢志革命，並結識同志鄭士良。十三年八月十七（1887.10.03），國父轉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從師康德黎，國父曾憶：「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方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
國父學醫五年間，課後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縱橫於港澳兩地。國父於港結識陳少白、尢列、楊鶴齡，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戚友交遊，皆呼其為「四大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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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八年六月（1892.07），國父於西醫書院出師，並獲港督威廉·羅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親自頒獎。出師後，國父在澳門鏡湖醫院從醫。同年十月（1892.12），設中西藥局於澳門，國父自此行醫於澳門、廣州間。十九年（1893）春，國父遷局於廣州，改名東西藥局，藉醫術掩護革命。
光緒二十年（1894）初，國父於鄉間十日內起草《上李鴻章萬言書》，主張「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五月中（1894.06），棄醫，偕陸皓東至天津，上書於直隸總督李鴻章。國父提議革新，遭李所拒，旋遊歷北京、武漢，審時度勢。九月（1894.10），國父自上海經日本赴檀香山。十月廿七（1894.11.24），國父於歐胡島募款，立興中會，口號為「振興中華」，政綱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年末（1895.01），國父返港籌謀，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廿四（1895.02.18），國父召集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等人，籌備「香港興中會總會」。時楊衢雲、謝纘泰等先以「開通民智、改造中國」為宗旨創立「輔仁文社」，國父以志業相近，與其接洽同操大業，然主權相持不下。
同年一月廿七（1895.02.21），興中會總會立於香港「乾亨行」。二月二十（1895.03.16），首次幹部會議決定先取廣州，並以陸皓東所製「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旗。會內各司其職，國父主持前線，楊衢雲主持後援。國父入廣州，創農學會為機關，並廣徵同志，定「九九重陽節」為起義之日。
同年八月廿二（1895.10.10），楊衢雲任會長，國父獲兵權，底定香港興中會總會與輔仁文社合併案。興中會選出楊衢雲為會辦（時稱「伯理璽天德」，音譯自英文President），國父為秘書，指揮起義。
是年九月初九（1895.10.26），國父率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準備「乙未廣州起義」，乃國父第一回革命。國父於汕頭、西江沿岸募集兩軍，一由西南，一由東北，進逼廣州。不料疑似事先洩密，部署略定，忽有密電馳至，謂西南、東北兩軍中途被阻。兩軍既不得進，則應援之勢已孤，即起事之謀已敗。九月中（1895.11），國父遭緝，港府下五年逐令，國父斷然改裝偕陳少白等逃往日本，旋組織興中會分會於橫濱。國父此時起除辮，改穿西服。
十一月中（1896.01），國父再赴檀香山，與其妻兒望能於旅美華僑募款，獲僑胞踴躍捐輸，佛銀、龍銀、蝠銀各若干。光緒二十二年一月廿一日（1896.03.04），港府認定國父在港從事反清，威脅香港安定和秩序，於是簽發驅遂令，禁止孫氏五年內踏足香港境內。四至五月（1896.06），國父自檀香山赴美國。七至八月（1896.09），自美國赴英國。
同年九月初五（1896.10.11），國父被滿清駐英國公使館誘捕，押送途中，國父說服館內僕人，暗中傳信求救於恩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經康德黎奔走媒體後，英國外交部認為公法上清廷無權在英國領土上拘捕國父，使得此事成為國際大事。被捕十二日後，國父脫險，撰《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因而名聲大噪。
孫中山的禱告與見證
光緒二十三年（1897），國父於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歐洲政治，三民主義之學大成。六月（1897.07），國父自倫敦經加拿大，八日內抵日本橫濱，旋創中西學校。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迎接國父，引至東京相會，國父與犬養毅一見如故，抵掌談天下事，大為快慰。國父為求保身，始用日名，平山周為國父起中山為姓，國父則以樵為名，化名中山樵。
國父因犬養毅引介，廣交日本朝野賢豪。國父得宮崎寅藏、平山周相助，得識日本軍政、幫會中人。九月上旬（1897.12），國父命陳少白成立興中會分會於臺灣台北。後國父納妾，納秘書淺田春為側室。
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夏，國父來往於東京、長崎、神戶、馬關、橫濱等地，結識菲律賓起義軍代表馬里亞諾·彭西（ Mariano Ponce ）。秋冬，與亡命日本之梁啟超會談聯合反清，未成。隔年（1899）春夏，國父繼續在日本作革命聯絡策動，並為菲律賓起義軍購運軍械。同年十月末（1899.12），國父命陳少白辦《中國日報》於香港。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拳亂」肆虐，義和團引英國、美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奧匈、義大利等八國聯軍侵華。國父藉機聯繫李鴻章，望能籌畫南方諸省之獨立，李先答應其會面。而國父在日友相助下，得知此乃清廷詭計。而後，李鴻章赴北京協調庚子條約，會面不了了之。
同年八月（1900.09），國父與日友、原香港興中會中堅先赴香港，可因禁令而轉往臺灣。閏八月十三（1900.10.06），國父命鄭士良等人在廣東惠州三洲田起義，史稱「惠州起義」，為第二回革命。然國父臨時變換行軍路徑，向東北行，未依計與新安、虎門之義師合兵，當地義師被迫解散。四戰四捷後，義軍軍械短缺，鄭士良急電國父，國父在台致電宮崎寅藏速送槍彈，不想購軍械中村彌六從中漁利，所購軍械皆廢，起義再敗。國父亦返回日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國父抵達越南，在華僑中建立革命組織，在河內結交法國官員。同年夏，國父返日，其妾淺田春卒，遂向日商大月素堂原提親。隔年，國父與素堂原之女大月薰完婚，後生一女富美子。國父後在青山開辦革命軍校，革命誓詞改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是年七月（1903.09），國父離日再赴檀香山，望能再次在華僑中發展革命。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廿四（1904.01.11），國父加入洪門致公堂，成為致公堂「洪棍」。為規避《排華法案》，國父在當地僑領協助下，取得夏威夷出生證明，和美國護照。
國父自檀香山赴美國，清廷為阻國父，向美舉報，指摘國父護照有誤。二月廿一（1904.04.06），國父上岸後，被美國官員扣留並審問，寫下《自述證言》。《自述證言》中稱：「自己於1870年出生在夏威夷伊娃，三四歲時被父母帶回中國。」
同年三月初一（1904.04.16），美國舊金山移民局拒絕國父入境。三月十一（1904.04.26），國父委託華盛頓的「拉斯頓與席頓律師事務所」（Ralston & Siddons），向美國移民局上訴。三月十三（1904.04.28），美國「商務及勞工部」批准國父入境。國父後至美國東岸尋求華僑支持革命，並於紐約首度發表對外宣言，望能博得外國人士對革命的支持，可惜成效甚微。
是年冬，國父攜留德華生朱和中赴德國柏林，訪問清國籍華裔留德學生。在柏林工科大學留德學生會會長賓步程的牽引下，王發科、王相楚等留學生入興中會。
數日後，孫中山與朱和中赴法國巴黎，留法學生唐豸、胡瑛、湯薌銘、向國華等十多人應邀入會。國父於巴黎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館。
某日，湯薌銘、向國華、王發科、王相楚四人勾結，結伴來找國父騙去鄰近咖啡廳相聚，王發科、王相楚二人中途離席，進旅館盜走國父的行篋中的黨人名單及入盟書、法國殖民大臣致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的信函。
湯薌銘、向國華、王發科、王相楚得手後，四人到清國駐法國公使館告密，反遭公使孫寶琦所斥，孫寶琦收閱四人所盜文件，焚毀入盟者的宣誓書，其餘文件託人寄還國父。可孫寶琦從法國殖民大臣致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的信函中得知國父的安南起義計劃後，即赴法國外交部交涉，以致國父的計劃未能實現。
光緒三十一年（1905），國父再赴遠東。六月十七（1905.07.19），國父抵日本橫濱，經宮崎寅藏、楊度引介，結識黃興，並籌畫聯盟。七月十三（1905.08.13），國父於東京富士見樓向當地留學生公然演講，屆時爆滿，後來者猶絡繹不絕，門外擁擠不通；警吏令封門，諸人在外不得入，甚為喧嘩。又開門聽其進場。
同年七月二十（1905.08.20），國父得日友內田良平相助，合併興中會、華興會、愛國學社、青年會，成立中國同盟會。同盟會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革命政綱，眾人推國父為總理。九月（1905.10），國父自日本經西貢往馬賽、巴黎，先抵越南河內，持續革命。同盟會以華興會機關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成為《民報》，發刊首提「三民主義」，國父與梁啟超、康有為等改良派論戰，情勢激烈。
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向日本施壓，日本驅逐國父，但送其路費六千元，日商鈴木久五郎送其一萬，國父收款後，留二千作《民報》經費。正月（1907.03），國父離日。四月（1907.05），國父命余丑進發「潮州黃岡起義」，歷六日而敗，是為第三回革命。四月廿二（1907.06.02），國父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歷十餘日而敗，是為第四回。五月廿六（1907.07.06），光復會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是為「安慶起義」，失敗殉難；國父親赴廣西，指揮黃明堂發動鎮南關起義，再告失敗，此為第五回。七月末（1907.09），國父命王和順起義於欽州王光山，進發「防城起義」，是為第六回。
同年十月至十一月（1907.12），國父被越南的法國殖民當局驅逐。南下南洋後，國父受胡漢民、汪兆銘等人扶持，於新加坡晚晴園另立同盟會總部，後搬遷到檳城。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廿五日（1908.03.27），國父命黃興由法屬印度支那進軍，攻欽州，發動「欽廉上思之役」，是為第七回革命。三月末（1908.04.29），國父命黃明堂興兵，引起「雲南河口起義」，是為第八回。
同年八月（1908.09），光復會陶成章化名唐繼高，到新加坡向國父提出撥款兩千銀元作《民報》經費的要求，國父為安頓雲南河口戰敗亡命的六百志士，已是衣食難濟，只有變賣手錶、衣物以此資之。不想陶後再索五萬，國父無力再資，陶便心懷怨恨，在《南洋總匯新報》發表《孫文罪狀》，指責國父「謊騙營私」，在滙豐銀行有巨額存款，貪污兩萬銀元的革命經費，有「殘賊同志」、 「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三種十二項「罪狀」，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引起同志眾怒。
是年十月（1908.11），國父在泰國訪問美國駐泰國公使館。面見美國公使漢密爾頓·金（Minister Hamilton King）。國父要求美國政府給與一本「美國本土護照」。
大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初十（1909.03.31），美國國務院向漢密爾頓·金公使下達決議：「孫文沒有資格登記為美國公民或申請美國護照。」理由如下：「美國公民享有權利，但也有責任和義務，他非但沒有盡美國公民的義務，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國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動反政府的領袖，而本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有友好關係。」
宣統二年除夕（1910.02.09），國父命倪映典發動「廣州新軍起義」，是為第九回革命。三月，國父抵檀香山，改組興中會為中國同盟會檀香山分會。
宣統三年三月廿九（1911.04.27），國父命趙聲、黃興等人領導廣州，展開「黃花崗起義」。由於兵力懸殊，起義失敗，大批同志光榮就義，是為第十回革命。
同年八月十九（1911.10.10），同盟會中部總會主領，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謀「武昌起義」，又稱「辛亥革命」，或稱「一次革命」，是為第十一回革命。後成功掌控武漢，成立湖北軍政府，各省志士咸起響應，引各省獨立，大清危在旦夕。九月廿一（1911.11.11），國父抵英國倫敦，接受《濱海雜誌》採訪。遽聞，起義時，國父身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典華市一餐館幹活，又聞國父尚在美國猶他州小鎮奧格登演說募款，似不知情？因此，國父事後言明：「武昌之功，乃成於意外。」
是年十月初四（1911.11.24），國父自法國馬賽啟程，乘「狄凡哈號」郵輪，途經馬來亞檳城、新加坡、香港。十一月初六（1911.12.25），國父至上海，偕胡漢民答稱：「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同月初七（1911.12.26），國父與黃興等人在寶昌路四O八號行館召開中國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商討組織臨時政府。南北和談之際，同月初十（1911.12.29），同盟會連夜赴南京召集各大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國父以十六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民國元年、清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1912.01.01），中華民國正式成立。晚間十時，南京總統府舉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國父宣誓就任。月底，組成參議會。同年十二月廿五（1912.02.12），清將袁世凱逼宮，臨朝稱制的隆裕太后以宣統帝之名宣告退位。
是年十二月廿六（1912.02.13），袁世凱通電共和，國父提辭職咨文，準備讓位於袁。十二月廿八（1912.02.15），國父祭明孝陵時向文武官員宣講。民國元年正月十八（1912.03.06），南京臨時參議院決議，准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正月二十（1912.03.08），臨時參議院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正月廿二（1912.03.10），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二月十四（1912.04.01），國父正式解除總統之職。二月廿二（1912.04.09），國父應鄂軍都督黎元洪之邀抵武漢。四月十一（1912.05.27），國父返鄉。七月十二（1912.08.24），國父應袁大總統之邀到北京會見，國父示意退出政界，協建鐵道。
同年七月十三（1912.08.25），宋教仁以同盟會為本，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改組成國民黨，推舉國父任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等為理事，黨務由宋教仁作主。國父在北京舉行的國民黨成立大會中舉為理事長，國父以「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為由，即委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七月廿九（1912.09.10），袁大總統特授國父以籌辦全國鐵路全國鐵路全權將擬築之路先與各國商人商議借款招股事宜，國父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設總部於上海。國父望能透過開放外資，盡快完工。八月末（1912.10），國父委託王寵惠與英商簽定廣州至重慶及蘭州的鐵路線，總統橫加阻撓，不予批准。
民國二年正月初六（1913.02.11），國父前往日本考察，藉以籌措外資興建鐵路。正月廿七（1913.03.04）晚，國父在東京設宴答謝日本各界，牧野外相等內閣閣員應邀出席。二月初四（1913.03.11），國父與宋嘉樹、戴季陶等參觀大阪《每日新聞》報社。二月初七（1913.03.14），國父與戴季陶、馬君武、宋嘉樹、何天炯等人，出席神戶國民黨交通部正支部長吳錦堂在寓所所設午餐會。此外，國父與黃興等在上海橫濱正金銀行商討集資討袁。
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兩日後重傷不治。三月二十二，國父在長崎獲悉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消息；從查獲之宋案兇手與北京來往電文中，以當任總統袁世凱嫌疑最甚。三月二十三，國父參觀長崎三菱造船所，午後即乘船返國。
國父力主興師討袁，可黃興認為兵力不足，主張循法律途徑解決；國父卻反對此法，堅持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是為「二次革命」。然而，國父勢力單薄，兩月內遭敗。八月二日，國父由上海乘德國船舶潛逃至福州，後轉往臺灣基隆，旋即再乘日本船舶信濃丸赴日求援。十月十五，袁大總統以北京總檢查名義通緝國父及二次革命首要。國父在日本內閣默許下，經門司、神戶，後從橫濱入東京。
民國三年（1914）七月，國父召集國民黨，於東京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並兩次發表討袁宣言。中華革命黨宣布「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規定入黨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國父，黨員人數最多時僅五百人，並將黨員按入黨時間分級，享有不同待遇。部分黨員對此反對，原同盟會中重要人物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等俱未加入。七月八日，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在東京舉行，國父選任總理。革命黨在各地活動，由於缺乏群眾基礎而屢遭挫折。
民國四年（1915），國父與元配盧氏分居多年，協議離婚。十月二十五日，國父再娶宋氏為妻。宋氏芳名為慶齡，曾為國父秘書，年前與國父相戀，同信基督，於日本東京共結連理。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袁大總統稱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以明年為洪憲元年。前雲南都督蔡鍔潛離北京，繞道回雲南，於月底聯同李烈鈞、雲南都督唐繼堯宣布雲南獨立，組成「護國軍」，向四川、貴州、廣西三路出兵。
民國五年（1916）三月二十二日，袁大總統被國內反彈所迫，取消帝制。四月九日，國父與宋氏在日友田中昂寓所舉行「小型聲討袁世凱集會」。四月二十七日，國父為討袁大計，離日歸國。五月一日，國父抵上海公共租界。五月九日，國父發表《討袁宣言》，號召推翻袁世凱大總統。六月六日，袁大總統歿，黎元洪經選後接位。七月十七，國父在上海張園舉行茶話會，與各界研討袁死後建設。十月三十一，黃興逝世。十一月二十四，國父與前來弔唁之友人在上海哈同花園，弔念黃興。
民國六年（1917）六月，徐州張勳率軍五千北上，迫黎大總統解散國會。七月一日，張勳在北京重立清廢帝，歷時十二日，史稱「張勳復辟」。皖系的段祺瑞乘機糾集舊部，組織「討逆軍」攻入北京，張軍敗退，清帝再度退位。段掌權後，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逼退黎大總統，由副總統馮國璋代之，段復任國務總理，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
同年七月六日，國父南下護法，即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七月十七，國父抵達廣州。九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國父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空軍大元帥。九月十日，國父正式就職，成為中國南方政府的領導，謀求北伐。時任東北軍任參謀長的蔣公中正撰上「對北洋軍作戰計劃」及「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此計深受國父讚許。
國父號召國會議員南下，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展開護法運動，亦稱「三次革命」，誓師北伐。由於南方軍閥本無誠意護法，故不久即醞釀議和。但廣州護法政府逐漸由舊桂、滇系軍人掌控，國父受制，甚至政令不出大元帥府，曾試圖兵變而未果。
民國七年（1918）五月，軍政府改組，桂、滇各系主控國會改組護法政府，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國父見事不可為，惟有黯然離去；抵達上海後，與先到之宋氏住進華僑捐贈之莫利哀路二十九號寓所。
民國八年（1919）國父改組中華革命黨，擴大兵馬，成立中國國民黨。民國九年（1920），陳炯明奉國父之命領粵軍從福建返廣東，攻克盤踞在廣東之桂系軍閥，重建廣東基地，再請國父歸返。同年十一月二十八，國父從上海回到廣州。
民國十年（1921）年初，舊國會在廣州重開，因不足法定人數，故稱國會非常會議，推舉國父為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四月二日，廣州非常國會取消軍政府，改總裁制為總統制。五月，國父宣布就職，轄區僅廣東一隅，實權在陳炯明之手，第二次護法興起。此時，北京當局的大總統為徐世昌，國內頓時南北分治。
同年七月二十四，國父與與宋氏在廣州出席「出征軍人慰勞會」。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直奉戰爭」由直系軍閥勝出，恢復約法和國會，在粵國會議員紛紛北上。
國父在南就任非常大總統，積極策劃北伐，陳炯明志在割據，多方阻撓。陳炯明主張停戰，實行聯省自治，而國父堅決北伐，最終決裂。是年夏，國父自桂回粵，免陳炯明職。六月，陳炯明圍攻總統府，國父登永豐艦戰之。八月，國父敗退，離廣州往上海。九月至年底，國父在上海寓所開會三次，召集在上海各省國民黨負責人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張繼、楊庶堪等人，討論改組中國國民黨問題。年底，國父策動駐廣西之滇、桂兩軍，以及駐西江之部分粵軍，驅逐陳炯明，奪回廣州。
呂捷Relax-歷史翻案系列：111.12.11 孫中山先生
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十六，擁護國父的滇軍楊希閔部、桂軍劉震寰部、和倒戈粵軍合組西路討賊軍，破擊陳炯明部，陳炯明退守東江。二月，國父回廣東，再任大元帥。三月，立大元帥府。四月二十，國父督師北伐討賊，與蔣公從廣州火車北上。八月十四，為紀念廣州蒙難一週年，國父與宋氏同該艦官兵重登永豐艦。
二次護法敗後，國父已無西洋與日本之助，便轉與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協商。早在一月時，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到上海與國父會談，到月底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標誌確立國父「聯俄」政策，助其大業。國父引入蘇聯金援改造中國國民黨、建立黨軍等政策。
蘇俄給予國父大量軍火、銀錢，並遣軍事顧問襄助國父創立黨軍北伐。同年八月十六日，國父派遣蔣公率領代表團訪蘇，考察政治和軍事。十月十八，國父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名義，委任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為中國國民黨組織訓練員。十二月二十九，國父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到廣州作孫顧問，以蘇聯共產黨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
民國十三年（1924）一月一日，國父與宋氏在廣州大元帥府舉行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十二週年暨授勳典禮。六月，黃埔軍校正式開學，第一期有六百學員，國父兼任軍校總理，任命蔣公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蘇聯派多名軍官作顧問，並安排中國共產黨黨員入軍校就讀或任教。軍校參照蘇聯紅軍制度實行「軍事與政治並重」之方針，學生除習兵外，還要學習革命理論，以助政治覺悟。
同年九月三日，「江浙戰爭」爆發。國父於隔日在廣州組建北伐討賊軍，以譚延愷為總司令，聯合盧永祥、張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以備北伐。爾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十月下旬，直系第三軍軍長馮玉祥率軍自長城前線回師，攻佔北京，軟禁時任大總統曹錕，馮玉祥部和胡景翼、孫岳部組成國民軍。
是年十月十日，廣州發生「商團事變」。十月十五，國父回師廣州擊潰商團武裝。十月二十三，馮玉祥發起「北京政變」。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分別致電國父，邀他共商國是。十一月，國父應約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求中國之和平統一，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實行民治。十一月十七，國父自北京抵達上海，與宋氏在上海寓所接見各界歡迎代表。十一月二十四，國無大總統，段祺瑞被選為「臨時執政」，宣稱「外崇國信」，承認一切不平條約仍具效力。針對國父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段執政宣布召開善後會議，僅限各省首領、各省區長官、有功勳及特殊資望者，不含人民代表。
是年十一月二十五，國父在神戶與前來拜訪之頭山滿長談。十一月二十八，國父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十二月四日，國父抵上海，大受歡迎，然勞累且受風寒，國父抱恙。十二月三十一，國父扶病至北京，發表《入京宣言》，及對歡迎民眾之書面談話。
民國十四年（1925）一月，國父堅持速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段執政卻主張召開善後會議。而國父入京以來，發病不止，入院於協和醫院。一月二十後，國父病勢日漸益重，不能飲食，經西醫診斷為肝癌末期，全肝堅硬如木，無法割治。二月，善後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共兩黨均激烈反彈。二月十八，國父出院，移居鐵獅子胡同行轅，後改以中醫治療，先後經由著名中醫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人共同診視。二月二十六，國父中止中藥，改回用西醫治療。
同年三月十一日，國父於遺囑簽字，由汪兆銘代筆。稍休後激勵前來探望之同志：「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總是遺憾。希望你們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成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更留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最後時刻，國父呼吸維艱，氣如游絲，精神疲倦，總反覆吟著：「和平、奮鬥、救中國。」醫生便勸其入睡。晚間六時半，國父手足冰冷，已無生機。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一，國父殂於北京，時年五十八。國父遺體初置北京碧雲寺內，後於民國二十九年（1928）六月一日遷葬南京中山陵。
國父逝世初，有報刊將其與美國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比擬，學者盧紹稷在國父逝世當日撰有〈東西兩國父〉一文，道：「孫先生為三民主義而鬥。四十年如一日，幾死者十餘次，其精神毅力、功績，較之華（盛頓）氏有過之而無不及，理所當然應為國父。」。國父大號，由此而發。三月三十一日，在《國民日報》要聞與《民國日報》社論中皆已尊稱「國父」。
民國二十九年，蔣公北伐大成，一統中國。政府通令全國，讚揚國父孫文「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評曰：國父之仁心仁術，故而從醫，本著懸壺濟世之德，進而體恤國情，圖治國病，終至建起民主且自由的新中國，蓋有仁君之風。然性情亦不乏激進，思想活潑，以成三民主義。亦因激進，國父易固執己見，時常不納黃興、宋教仁等之建言，易招革命同志埋怨，致生嫌隙，於團結有礙。而國父意志剛毅，屈折不撓，一敗再敗仍堅持不拔，值得借鏡。
於革命，國父相較於時下其餘同志，堪稱廣收人望的佼佼者，亦是提出有助於國家未來發展的系統理論之菁英，且精於口才，善於籌資，以助大業，國父可謂功不可沒的革命中堅。於治國，以國父的中心思想編撰出的《中華民國憲法》，不僅象徵民主國家的開端，日後更為臺灣當地社會奠定民主法治的基礎，國父不僅是國父，也是憲法之父。於信仰，國父篤信基督，還認同基督信仰與國家思想有相輔相成之效，即便國父於晚年對信仰有所懷疑，似有反覆？甚至少以基督徒自居，可在異國傳教士林百克（Paul Linblerger）眼中，國父仍是那位給人活出基督樣式的紳士。
國父，是醫者，是烈士，是不虛偽的聖徒！雖非完人，但仍是偉大！他的精神，無論全球華人身在何方，至今仍深植在許多中國人的心中。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111.01.18 國父孫中山、印度甘地他們的人權民主思想是從哪裡受啟發的？